打破权益变动披露的单一渠道

2017-01-20 20:22 来源: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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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作为上市公司一线监管的核心,它的作用简洁而明确——最大限度的消除信息不对称,这也是证券市场能够维持公平公正公开运行的基础。

  其中,股东权益变动信息,又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股东的权益变动,毫无疑问对上市公司股价存在较大影响,历来是投资者十分关注的重要信息。其中,一些标志性股东的一买一卖之间,更是成为了交易的风向标。

  信息本身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如何精心维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有效性与公平性,一直是一线监管者永远的课题。在股东权益变动上,就给监管者带来了新的课题,熟悉资本市场的你不会忘记,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上市公司股权之争,曾经给市场带来多少的喧嚣与躁动。

  然而,长久以来,股东权益变动披露的主动权却掌握在单一的渠道手中。虽然,当发生触及披露义务的股东权益变动时,从保护投资者知情权的目的出发,无论是原股东还是举牌股东均可披露相关进展。但是,由于过往的条件所限,股东权益变动信息只能通过上市公司渠道披露进展。一旦出现因公司阻碍等客观原因,举牌股东无法披露相关公告,只能自行联系指定媒体进行披露。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上市公司及相关方的信息披露主要通过上市公司完成,这种机制下,股东、董监高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往往漠视其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

  资本市场并不缺乏这样的案例,比如在西藏发展(行情000752,买入)的案例中,马淑芬在西藏发展控制权变动之际突然举牌。公告显示,马淑芬于2016年6月6日收市后持有占西藏发展总股本5.0007%的1318.99万股,西藏发展亦在2016年6月7日收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关于马淑芬首次举牌的信息。深交所资料还表明,西藏发展在6月7日已收到马淑芬代理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6月8日收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原件。

  事情后续的吊诡之处在于,西藏发展直至2016年6月14日才发布关于马淑芬举牌的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并迟至6月21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期间却未公告延迟披露原因。

  事后,深交所问询函亦指出,西藏发展存在以马淑芬本人未与公司联系及未至公司办事处当面签署报告书为由拒绝代为公告该报告书的问题。

  西藏发展并不是个案,还有一些案例涉及到更进一步的上市公司运作。比如东方银星(行情600753,买入)案例中,举牌股东在披露其自行召集股东大会通知后,后续自行与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沟通,取得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与上证信息公司签订相关网络投票服务协议,办理相关网络投票事宜。

  在上市公司股权之争频发之际,披露渠道的单一、市场新情况的愈发复杂、投资者对于举牌的关注度提高、跟风炒作的愈发激烈,都对股东权益信息披露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多元、更迅速、更归位尽责。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需要在尊重公司自治的大前提下,督促争议双方及时披露相关进展,维护中小股东及投资者的知情权。

  这意味着,开辟一个新的股东权益信息披露已经迫在眉睫。而深交所在1月2日推出的股东权益变动信息自行披露渠道,或是对这种市场新需求的一个不错的回答。

  在这个新的业务运行之后,股东可以继续通过上市公司披露权益变动信息,也可以自行注册账号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自此,单一的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渠道终于被打破。

  从这个平台的运作规则来看,这个制度赋予了股东信息披露的主动性 ,使得股东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自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护市场主体的知情权,提升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的合规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意味着,理论上股东合法合规履行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再也不用受制于公司的配合度。

  再者,这并不是单纯的权利赋予,更是一种权责的归位,它明确了股东作为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责任人的主体地位、强化其信息披露意识,督促股东归位尽责,承担应有的信息披露责任 。也就是说,除了上市公司之外股东、董监高等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应再漠视其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真正的与成熟资本市场经验的对接。在深港通开通之后,除了交易的互联互通,市场机制的互联互通成为更加重要的意义层面的课题。

  香港市场的披露易在2001年正式落实以来,一直以其直通性与多时段披露框架而闻名,而深交所的股东权益变动信息自行披露渠道,无疑是与披露易这类成熟市场制度的一种接近。

  回到文章的开头,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监管的核心,雕琢披露的方式方法,因时而变,不断创新,才能让市场不断逼近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性的理想状态。

  未来,深交所首创的股东权益变动自行披露平台,在打破了单一渠道之后,如何发挥作用,让梦想照入现实,值得期待。